官逼民反_人民當家

2016年01月06日 

今之基本工資是20008元，此一數值是否合理？何時應該調整？調幅怎樣決定？這三項問題相互牽連，必須聯立才能求解，如果單獨主張基本工資「四年內調高到三萬元」，無疑是以僵硬的目標應付萬變的將來，結果不是刻舟求劍，就是製造失業，對於保護弱勢勞工沒有助益。

舉例來說，如果物價水準上漲一倍，四年後的三萬元將只值今天的一萬五千元，屆時名目基本工資升，實質基本工資卻降，這種忽略物價的主張，如何保障勞工的權益？反之，如果物價水準持平，但是勞動生產力卻停滯，則四年後凡生產力低於三萬元的勞工即可能遭到業主解僱，弱勢勞工反而變成失業勞工，愛之適足以害之！ 
因此，基本工資的訂定、調整時機，以及調整幅度一定要綜合考量物價、勞動生產力與生活水準而定，如此才能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的同時保住就業。遺憾的是，現行的制度，機制不健全，基本工資的調與不調，以及該調多少等問題，全視主政者的情緒、社會的氛圍、資方的心腸、勞團的怒火，以及現在是不是在選舉而定。換言之，只有權衡，沒有法則，因此勞工運動才會主張「以法則替代權衡」。 
制訂「基本工資法」（或「最低工資法」）是以法則替代權衡。個人以為這部法應包含兩大元素，第一是明訂基本工資必須等於中位數薪資的某一個百分比，薪資低於此一百分比的勞工就是弱勢勞工，依法受到基本工資的保障。 

減稅是最有力措施

日後，凡物價波動、勞動生產力成長，或其他經濟情勢變化都會影響勞動市場的中位數薪資，進而改變法定的基本工資水準。如此便能合理解決基本工資如何設定、怎樣調整，以及調整多少的問題。
第二個元素是重新思考權衡的必要性，或許不能給主政者視情況、依條件改變調幅或延緩調整時間的口實，因為正直的政府本應忠誠地執行保護政策。
目前喧騰一時的「四年內將基本工資調高到三萬元」的主張，令人聯想起雷根時代的「供給面經濟學」。當年許多著名的學者，包括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孟岱爾（Robert Mundell）都倡議：要促進生產就要累積資本並激勵個人在生產上的積極性，而減稅是達成此一目標的最有力措施。此一學派甚且提出「降低所得稅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的理論，叫做「拉弗曲線（Laffer Curve）」，以支持其減稅的主張。
回顧供給面經濟學，反思「提高基本工資，可以促進經濟，帶動薪資成長」的說法，不難發現兩者同屬一套辯證法。雷根當年就是靠供給面經濟學登上總統寶座，現在也有人效顰中。
供給面經濟學的下場是什麼？兩個：第一，已經被唾棄；第二，《21世紀資本論》一書說：「美國今日的貧富差距，雷根的經濟政策難辭其咎。」
歷史不會重演，但是歷史會押韻，千萬別讓基本工資押上供給面經濟學的韻。 

民進黨智庫顧問、金管會前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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