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_人民當家

張靜因一則《上報》投書吸引法界關注。（攝影：李昆翰）

初見61歲張靜，舉止一如媒體印象，大鳴大放，跟父母為他取的名字「靜」一點也不相配。3年前在台東租起一棟透天3層樓作法律事務所，本打算逐步將生活重心移往台東退休，一篇《上報》投書又將他拉回台北主戰場。

接受前大法官許玉秀推薦、任「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4組委員的張靜說，一開始投書只是想再次向輿論薦舉「陪審團制」，「我通篇平實寫出我的了解，沒有想詆毀誰、攻擊誰意思，未料大家只著重在5%、10%那一句話。」

陪審團協會源起

為鼓吹「陪審團制」，張靜4年前與鄭文龍合作籌組「台灣陪審團協會」，他戲稱這是「藍綠和解」，「我是鐵桿深藍，外省人、軍人子弟、黨校（政大）畢業，每個要素我都具備。」

2010年「925白玫瑰運動」時期，張靜發起律師界對陪審團的支持連署，引起鄭文龍關注主動打電話聯繫他，「雖然身處不同陣營，過去沒有交集，但我們彼此知道對方。」心馳神往「陪審團制」的共同憧憬，成了2人遠程目標最大公約數，一拍即合。

「在台灣推『陪審團制』很辛苦，以前念法律系，教科書1個字都沒教」，他稱自己對陪審團認識來自兩處，「一是影集《洛城法網》（L.A. Law），一是親臨美國見證。」

《洛城法網》與蒞美見證

「《洛城法網》每1集都有陪審案件開庭，我第1次對『陪審制』有系統性的認識。」當時張靜是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沒多久接受美國國務院「領袖訪問計劃」（An International Visitor Leadership Program, IVLP）邀請，有機會訪美28天。

「那是1986年，4周內去了密西根大學、北卡大、杜克、耶魯、哈佛、史丹佛等校法學院，也去了『美國最高法院』、『波士頓地檢署』等親臨陪審團制現場。」

只是他親臨台灣法界現場的卻是重重弊端。

親臨台灣司法現場

「為什麼這麼想推『陪審制』？當過法官、檢察官、律師，見證台灣法界弊端。貪汙法官、打手法官、恐龍法官種種昏官存在，我們自己都知道哪些同事很『昏庸』，收錢不在話下。」張靜說，那時還沒有「法官協會」這種組織，「戒嚴時期，上位長官常明表暗示下屬睜隻眼閉隻眼。」

即便眼觀所及無法吞忍，張靜仍守分際做好份內事。

1978年張靜從政大法律系畢業，應屆考取司法官，是同屆唯二。2年後退伍進入「司法官訓練所」（今「司法官學院」），1981年7月1日上任基隆地檢署檢察官。

4個月後張靜調任馬祖「金門地方法院連江民事庭」庭長，8個月後重返台北進入地檢署任檢察官，民國75年12月31日花蓮報到升任主任檢察官，「那時我才30歲，是全國最年輕的主任檢察官。」但1年後，張靜就退出司法界轉當律師。

全國最年輕主任檢察官

「我是司訓所18期升遷速度最快，不過離職也是最快。」跟張靜同期有今最高法院院長鄭玉山、前立委謝啟大、前消基會董事長姜志俊等，「我在台北地檢署長官、同事是陳涵、謝文定、黃世銘等，這一批不少人之後當上首長，很多朋友惋惜我的資歷、成績太早離職，但我覺得該退就退，沒什麼好留戀。」

壓垮他對台灣司法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林坤鐘案」。

最後一根稻草

「我是因為『不接受關說』，才決定就此辭任檢察官，離開司法界。」那時張靜在花蓮地檢署偵辦「前國民黨立委林坤鐘涉嫌掏空大漢工專（大漢技術學院）新台幣3億元」一案，被上頭消極性制止。

「林坤鐘當年影響力很大，我堅持要辦他，寫了起訴書要跟高檢署首席檢察官報告，他一直壓著不蓋章、不讓我起訴。」幾天後，「張靜轉調雲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消息下來，他氣得連雲林都沒去，就辭職不幹。

「這不是首例，所以我一直沒有在司法界終老一生的想法。」

「非我族類」窘境

他另外聊起任職台北地檢署的往事。

台北地檢署時期，張靜是當時主任檢察官謝文定（後曾任法務部政務次長）「信組」檢察官，「有次要到樓上找『忠組』同事，我一進去他們辦公室，本來還在談笑的『忠組』6名檢察官突然一致散開歸位，彼此一句話不說。」

「道不同，同事不會把你當『同事』看，我真的很難待下去。」張靜描述，他不是做抓耙仔，排斥原因單純「非我族類」，彼此想法、作為「不一樣」，「我不知道同期朋友在別的單位如何，至少這是當時我的親身體會。」他另透露，那6名檢察官，其中1人就是後來曾因股市禿鷹案遭判刑10年的李進誠。

轉任律師30年，時間早就超過法官、檢察官時期6年的張靜承認，很多人質疑為什麼他退下來這麼久才講？「但當年我就曾針對『關說法官』問題，在報紙公布部分資料，只是沒有引起太大波瀾。」

主張改採「起訴狀一本主義」

轉任律師後，張靜認為從辯護席上看到的狀況，其實跟檢察官時期仍沒什麼兩樣。

「這種環境不是1個人撼動得了，所以我和鄭文龍才想推『陪審制』，但陪審團有很多配套得做，比如『起訴狀一本主義』，若陪審團過程沒採用『起訴狀一本主義』，這陪審團的審判一定失敗。」

＊「起訴狀一本主義」：即「卷證不併送制」，意指檢察官提起公訴之際，只向法院提出起訴書，不同時提出偵查紀錄、證據證物等卷宗，避免案件尚未審判之前，法官可能因事先讀了檢察官起訴事實、證物，抱著對被告有罪的預斷心證進行審判。

但張靜清楚明白的是，一旦採用「起訴狀一本主義」，台灣刑事審判制度將從「根」改變。

做官做到沒味兒

「過去都是法官主導，一轉『陪審制』，法官將只是指揮訴訟，他們怎麼願意放這個權？大權在握，如何捨得，這也是台灣推動『陪審制』最大抑制力。」

張靜解釋，審判過程一旦改由人民「認定事實」，法官就失去「調查證據」的權限，「這兩塊是讓法官當得最有味兒的關鍵，收回這兩塊，做官做到沒味道了，當然群起反對。」

撰文：陳怡杰　攝影：李昆翰　影音：蘇依俐

張靜名中有「靜」，但大鳴大放性格30多年未改。（攝影：李昆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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