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陳志龍（左），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吳景欽副教授（右）
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陳志龍從證據法觀點強調三個重點：證據程序、待證事項，以及如何論證證據基礎、資料。陳志龍指出，第一、租稅證據必須受到正當法律程序的拘束，國稅局依照100年12月9日行政院跨部會議所定程序而進行的調查，當然必須受調查結果的拘束。第二、待證事項：這種敬師禮是屬於稅捐稽徵法的贈與？或者是學費？結果7,401份的調查證據全部表示是贈與，明明白白的證據，沒有認定的模糊空間。第三、國稅局不提證據，光靠所謂的「經濟實質的宏觀角度」，
就是「老大講的算數！」，是證據恣意，非常可怕！陳志龍強調，人治跟法治的主要區別就是在於，有沒有理性、有沒有證據、有沒有論證。判決如果不是依證據，是依據官方的主張，就流於形式，法院就變成行政機關的附庸單位。
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副教授吳景欽談到，「太極門案件可以促使刑事司法的改革。」吳景欽談到，此案一切原點就是檢察官，因為國稅局其他資料都不信。「我想可以讓國稅局否定掉這個起訴書，大概唯一一種可能，就是拚侯寬仁檢察官被定罪或者被行政懲戒。」他指出，「刑事案件的被告被冤枉了，檢察官可能就要負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之濫權追訴罪的責任。」
吳景欽談到該法條如同具文，並未發生作用，不是官官相護，就是「追訴權的時效過了！」吳景欽也指導學生以此為作業題目，從單純起訴案件，被告判無罪，有沒有檢察官因此被判濫權起訴？結果是一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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