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解決糾紛，應納入司法改革考量。（圖為海牙國際仲裁法院）
法律可以是達成社會控制的工具。十九世紀末的德國法學家耶林 (Rudolf von Jhering, 1818 – 1892) 就說過 “Law as a Means to an End.”這句名言。耶林認為法律是藉國家強制力以保障社會生活條件之方式或工具。固然這種目的法學（Zweckjurisprudenz）可以不斷變換方式與內容，但是依法行政(rule of law)本身卻也是法律不變的價值。
最近五十年社會變遷迅速，新型態的交易習慣劇增。各類大型公共工程建設、國際貿易、跨國投資、衍生性金融商品、電子商務交易、甚至在金本位制度之後特別提款權到比特幣成為交易工具，都不是以往的法律所面對的。非但出現眾多特別法，甚至連法律都還來不及應對。一旦發生交易爭執，傳統司法程序煩複冗長，法官欠缺特殊領域的專長，確實是亟思因應的課題。娃娃法官恐龍法官這類質疑，也不是獨存於台灣而已。
西歐在產業革命興起後，各類產業的卡特爾(Cartel)應運而生，在各類產業的商業公會中，為了解決同類業者的糾紛產生的仲裁機制。更隨著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推展到全球。1958年由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在紐約召開的國際商事仲裁會議上通過，1959年6月7日起生效《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各國所作仲裁均有執行效力。1985年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也制定了《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近年各國經濟體大量進行區域整合，無論FTA或是TPP都加進大量仲裁或是其他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s resolution, ADR)的條款。至此，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已成為司法改革的主流之一。
太平洋盆地西岸仲裁制度大為興盛，以中國大陸2014年為例，全大陸兩百三十五家仲裁委員會共受理案件計十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件，受理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的六十一家仲裁委員會，受理涉外涉港澳台共計一千七百八十五件，涉台案件也達二百二十七件。2015年海峽兩岸都出現了標的金額超過百億人民幣的大型仲裁案件。
新加坡、香港、上海、吉隆坡，甚至首爾都已經跳出來爭取太平洋盆地西岸仲裁中心的都市。新加坡仲裁中心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SIAC)已在上海及印度設立分會。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 (The Kuala Lumpur Regional Centre for Arbitration, KLRCA)除全面與國際商會ICC合作各類行業仲裁外，更發展伊斯蘭仲裁。香港政府為打造香港成為仲裁中心城市，特地將都市中心地區金鐘的一棟政府大樓改造成仲裁大樓，邀約世界各大仲裁協會進駐年租金一元港幣。據聞國際商會(ICC)與大陸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均已決定進入。中華民國仲裁委員會也已決定非進駐不可，且已著手為進軍國際仲裁工作開始修訂仲裁規則。
大陸近年高倡「一帶一路」，開設亞投行，跨國商務糾紛勢不能免。我國法律制度曾師法大陸法系，台灣法學教育多年未斷，律師人數日益增加，受英美法系影響亦大，介入國際仲裁應有相當優勢。台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通過後，近年BOT案件糾紛亦大量浮現，初期以建設糾紛為主，漸漸有營運期間之糾紛出現。促參案件也絕非司法可以順利迅速解決，有賴於仲裁之處亦多。近來目標可贖回遠期契約(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 TRF)這種中央銀行將其分類為選擇權類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方式為客戶和銀行買一個選擇權、賣一個選擇權，國內銀行盛行銷售以人民幣為標的之TRF商品，對「未來匯率走勢」進行押注。以近期人民幣走貶的態勢來看，若客戶無力補繳保證金，就可能被提前認賠而斷頭，此類交易糾紛非但法院不甚熟悉，且訴訟程序遲緩，對於瞬息萬變的貨幣市場實在並不適合，有賴於仲裁之處多矣。
司法改革固然是民眾所期待的，但是許多社會發展因應而生的制度，卻是可以紓減或是替代這些需求。我們寄望司法改革同時，是否也可以注意如何運用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來達成司法所要達成社會控制的目的呢?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法研所教授
(本篇著作及新聞，若有侵犯您的權益，請留言或通知我們。我們會立即刪除，謝謝。)
http://www.storm.mg/article/81183
留言列表
政治 (5)
{{ article.tit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