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會24日舉辦「法治主義下限制出境法制化」研討會，邀請政界及法界與會研討，推動「限制出境」強制處分權的法制化。（圖／記者王淑君攝）
記者王淑君／台北報導
檢察官在偵查初期，往往只要有犯罪跡象，不問犯罪輕重程度，便命境管單位對被告限制出境，不僅對人民造成突襲，也讓當事人無法及時救濟，既影響其生活上或事業上的活動自由，又沒有限制期的限制，對於被告的訴訟程序人權造成不利，也有侵害居住遷徒自由的違憲疑慮，必須從實務上及立法上檢討改進。
《刑事訴訟法》中並無明文規定限制出境，實務上是從《刑事訴訟法》第93條的「限制住居」處分解釋而來，將限制出境擴張解釋為限制住居的一種方法，在被告欠缺羈押必要性時，用來替代羈押以避免被告逃亡的處分。限制出境是由限制住居解釋而來，並無明文規定，此種處分類型是否具有正當性？為此，台灣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會24日舉辦「法治主義下限制出境法制化」研討會，會中分成兩場議程：從法治原則—論我國限制出境諸措施、從法治主義探索我國限制出境法制化，邀請政界及法界人士與會研討，期望推動「限制出境」強制處分權的法制化。
台灣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城仲模在開場時表示，很多人是出國後才知道被境管，因為沒有令狀的文書通知，且常常一被限制就限制了3年、5年，甚至10年之久，原本的國外事業發展被迫停頓，除了影響人民的工作權、財產權，並且嚴重損害到國內商業的發展，甚至有違憲的疑慮。他更舉出，在日本司法實務上，犯下滔天大罪者才會被限制出境，對應國內，只見限制出境的濫用。
雖然《刑事訴訟法》多次修法，已將多數重要的強制處分權限改為「法官保留原則」，但現今檢察官廣泛使用的「限制出境」處分，卻未納入是否有掛一漏萬之嫌？與會的柯建銘立委說，立法院於25號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中有委員提出將審查《刑事訴訟法》中的限制出境及限制住居的修正提案，其實立法院在上一屆也曾經討論過《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可惜最後沒有結論，並且在司改國是會議中也曾針對檢察官強制處分權進行討論，可見限制出境對於人權的侵害有很大的影響。他期望透過專家與學者的多方討論，凝聚將來對於限制出境法制化的更多意見。
▲立委柯建銘於會中表示，司改國是會議中也曾針對檢察官強制處分權進行討論，可見限制出境對於人權的侵害有很大的影響。（圖／記者黃克翔攝）
另外，身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集委員的蔡易餘立委則說，早期出國不頻繁，限制出境對人民的影響較小，但如今地球村的時代，限制出境會影響人民的基本權。他建議限制出境必須由院檢明確裁示限制出境，並有次數及期間的限制，同時可藉此加速偵查及審理的時間。他也再次提及，24號立法院的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中，除了他、段宜康委員與尤美女委員都有針對《刑事訴訟法》的限制出境修法提出提案，會在委員會中進行審查。
錢建榮法官則分享限制出境在司法實務上的現況。雖然移民署每一年要檢討限制出境的處分有無限制的必要，但若移民署沒有每年定期檢視，再者一、二、三審法官大多都承接檢察官限制出境處分，也不額外進行撤銷，以上種種讓更多被限制出境者持續遭到境管，無法出國探親、工作或旅遊。而且限制出境因為於法無據，所以大法官從沒有對此解釋過，因此，他曾建議被限制出境的林益世案等相關人可以聲請釋憲，但因為其官司在身，所以也不敢申請。
限制出境嚴重的限制人身自由，更需要透過明確的法律將其法制化及合法化。羅秉成政務委員說，如今司法實務上把限制出境當成限制住居的手段，限制住居是本，於法有據，限制出境是手段，如今卻是手段大於依據。前政務次長陳明堂也建議該修法，大家都依著民國73年、解嚴前的刑庭決議作為限制出境的處分或判決依據，三十幾年後的現在，這個刑庭決議是否合適，值得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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